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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德里柯·费里尼:梦是唯一的现实

2000-01-19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编者按:2000年1月20日是伟大的意大利电影艺术家费里尼80周年诞辰,本报特此刊发专稿,纪念这位一代电影宗师。

 “我的影片是我终生漫长的、连续不断的一场演出。”——费德里柯·费里尼

费德里柯·费里尼(FedericoFellini),伟大的意大利艺术电影一代宗师,与瑞典的英格玛·柏格曼、俄国的安德烈·塔尔柯夫斯基同被尊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他们是60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奥林匹斯群山诸脉上壁立千仞的三座最高峰。而费里尼又以他终生漫长的、浩繁不尽的创作,那些时时引发举国耸动、万人空巷的电影,以他桀傲不驯的艺术禀赋和强烈的个人标记———“费里尼风格”,引导了战后意大利的精神进程。

费里尼1920年生于意大利里米尼的中产阶级家庭,里米尼———这座亚德里亚海边的小镇成为了费里尼一生“演出”的原始场景,北方小海港的气息和疏懒随意的意大利性情弥散于他的全部作品之中,而他在70年代更以《我的回忆》一片向故乡表示了深深的感念。那部轻松怀旧的法西斯时代里米尼家庭生活肖像荣获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费里尼幼时便热衷于木偶和马戏,终生不改,这赋予他日后的电影以丰富的想像力和对色彩的敏感。费里尼说:“电影实在很像马戏。马戏中有一种技术,有一种勇气。我喜欢这样的生活,一边创作一边感到生命的存在。”而费里尼作品中一以贯之的“费里尼风格”就包括了杂技场式的氛围:行进的队伍;戏剧和杂耍表演;严肃而诙谐的结构;风格化与现实主义的交融;渺无人迹的广场;大海与道路;交替呈现的喧嚣与宁静;白昼与黑夜;疏离与相识的场景以及对童年的纯真、道德和神圣感情的留恋。

费里尼在罗马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同时为几家连环画刊编绘漫画作品,漫画的斑斓色彩和活泼大胆的姿态为费里尼日后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无穷的灵感和幽默。而早年的费里尼就是以喜剧素材作者和编剧的身份步入电影工业的。此时,伟大的“新现实主义”运动正在崛起,费里尼也与该运动的领袖罗贝尔托·罗西里尼合作编剧了《罗马,不设防城市》和《游击队》这两部“新现实主义”的扛鼎之作。这时的费里尼艺术创作基本上还是笼罩在罗西里尼的巨大影响之下。费里尼称:“罗西里尼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谦逊,是面对现实所保持的非常纯朴的态度。”而事实上,这种对生活的素朴感情就是意大利民族精神的源泉和依归———罗马天主教普世关怀的核心。同罗西里尼一样,费里尼从一开始便与意大利精神的另一维度———自上世纪末民族复兴运动以来的革命激进主义保持了距离。

费里尼1943年与茱莉埃妲·玛茜娜在德军占领下的罗马结婚。玛茜娜此后主演了多部费里尼电影。她的脸庞纯真、感伤、滑稽,略带忧郁而又不失狡黠,正体现费里尼电影的特殊气质,甚至成为了费里尼风格的缩影和符号。费里尼称她为影片真正的灵魂。

1950年,费里尼与拉都阿达合作执导《杂技之光》,从此开始了导演艺术生涯。1951年导演《白酋长》,1953年导演《浪荡儿》。他早期的影片都包含着强烈的自传因素和对战后社会现实和幻想的反讽式描绘和评论。这些被归在“新现实主义”旗下的作品却以敏锐的造型意识、马戏演出式的狂欢气氛和对大海的崇拜,与正统新现实主义中以德·西卡和德·桑蒂斯为代表的批判意识和平民主义形成鲜明对照。费里尼声称:“新现实主义,就是意味着以诚实的眼睛看待现实。现实,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现实,还应包括精神现实,超自然的现实和任何可能具有的事物。”于是,从1954年《大路》、1955年《骗子》、1956年《她在黑暗中》这“孤独三部曲”开始,费里尼以他影片中那些充满诗意的幽灵般的小人物形象统一了内心和外部世界的隐秘,并逐步确立了他在欧洲影坛的显赫地位。

《大路》一片贯穿着表现主义因素和诗人邓南遮式的超自然哲学和“费里尼式幽默”,一种苦涩的震颤人心的黑色幽默。于是,围绕着这部作品爆发了意大利战后文艺界第一次美学大论战,争论的焦点即是:《大路》是新现实主义,还是非现实主义?但无论如何,费里尼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所讲述的杰尔索米娜(玛茜娜饰)、藏巴诺(安东尼·奎恩饰)这些富有象征性和超存在意味的小人物漂泊无依的悲剧生活故事感动了整整一个时代。影片荣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并被称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影片之一”。从《大路》的象征主义和唯灵论开始,唯物电影论被扬弃,现代意义上的“艺术电影”浮出历史地表。在《大路》谦卑可悯的俗世众生的影像画面背后,意大利艺术的四大精神命脉:自然主义、中世纪神秘主义、文学性和巴罗克风格再度显影。

依照法国电影学界“教父”安德烈·巴赞的说法,1957年使费里尼荣获戛纳电影节天主教电影大奖并再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卡比里亚之夜》(《她的黑暗中》)标志了新现实主义旅途的终点。这是一部凄清孤绝的谐谑曲,充满了存在主义一切败尽、无可朽腐的绝望叹息的现实悲剧。卡比里亚,这个挣扎在社会边缘的下层妓女,受尽了生活的一切侮辱、嘲弄与欺骗,一无所有,正对应着战后“经济起飞”年代在繁华喧闹的灯红酒绿、钢铁森林背景幕布之下苦苦挣扎和喘息求生的人民的真实处境。在影片的结尾,卡比里亚被剥夺了一切,茫然无告地走在一条道路上,而这时出现了一群边走边唱的孩子,卡比里亚看着他们,慢慢地从空虚的心境中回到现实,她又开始微笑,开始舞蹈,她转过身来,面向摄影机,眼睛向摄影机瞥了几次,但自始至终没有停留在上面,观众对这个奇妙而模糊的暗示感到一惊。在电影史上,只有卓别林曾经系统地使用过这种摒弃一切电影语言规范的姿态。与其说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解放和交流,不如说这是纯洁和慎重的邀请。

费里尼“孤独三部曲”实现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平衡。复合了诗意的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奇异的幻想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他酷爱神秘,强调渴求、奇迹、情感、个性、内心与无限,使用象征和神话,坚信精灵存在于自然界中,坚信我们拥有救赎的希望和可能。费里尼称:“我知道,社会应当变化,但我没有能力提出任何解决办法,任何措施。除了个人的,我自己的内心生活以外,我提不出任何证据。我以为,人不是一种社会的生物,人或是属于神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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